原标题：读懂长安 在诗句中，也在车辙印里

唐大明宫数字复原图

《唐诗与长安》 唐克扬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

(资料图)

▌唐克扬

一方面，唐代有名的诗人，几乎都写过一首有关“长安”的诗歌——要么在长安写的，要么，描写的对象就和长安有关；另外一方面，对我们而言，长安总体上却是陌生的。

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不大容易也不应该在唐人的作品中看到“具体”，除非你能把他们寥寥的诗语和现实中的某些东西对应起来。即使像西安往些年所做的，就算把唐诗词句做成LED灯，挂满了树梢，整座城市再也不是盛唐的意境了。即使，今天有了《长安三万里》，我们也难以从过分鲜明的数字影像中，真正梦回唐朝，因为古代讲究的本是“见而不见”（《韩非子·主道》）“非礼勿视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底色该是隐而不现的。过去，隔着今天何止三万里。

因此，我写《唐诗与长安》，不是为文本添加一点泛泛的注脚，是把我们以为熟悉的那些唐诗词句拿出来，试着放到一个城市的历史实境中去，说明它们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。与此同时，我又试图说服我的考古、文物的同行们，尽管文献往往语焉不详，尤其是被定为“文学”的那一类文本，并不含有太多的事实信息，这些文字配合现境，却从根本上说明了唐人对于长安的“看法”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城市的看法和城市同样重要——因为城市本来就是两部分组成的，现实的和希望如此的，长安要么“只在马蹄下”（岑参，《忆长安曲二章寄庞 》），要么就是“长安不见使人愁”（李白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）。

我们因此也有两个长安，过去那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它的发展，包括北京在内的历代都城，都把自己诠释为“长安”——是后人对博大之城某种深情的想象。

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之前，由含元殿遗址出望，远处也即“天街”

壹

比如，韩愈晚年所写下的名篇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，很多人都能背诵。换个更感性的角度，韩愈的诗让我们看见了长安冬春的日子，而且地点确凿，就怕，即使这样，你还是读不出来它有什么特殊之处：

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

——韩愈，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

“天街”，有人注解为“皇城的街道”或“都城的街道”，也有道理，因为“天子居处”的街道就是“天街”。其实，在长安，“天街”的含义大多数时候是确切的，就是把城市从中一分为二的那条“朱雀大街”，南端到城市的南大门明德门，北端直抵“阙下”，也就是太极宫前举办各种政治集会和仪典的承天门，由天门登天的道路，也就是“天门街”，简称“天街”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。

但是仅仅知道一两个地名又是不够直观的，唐诗中比比皆是的天气、物候、植物的含义，也好像是语焉不详的老生常谈。除非你是城市建筑专业的，有一些基本的古代城市的知识，才知道诗人大概率在城市的什么地方，又除非你对于古代城市的物质构成有一些了解，你才能理解“天街草色”并非毫无情绪的风景——更重要的，对于和今日城市截然不同的长安的人情世故，你若非感同身受，知道什么是他们一般的期待和默契，什么已经是他们行为举止的极限，就会刻舟求剑地得到一些完全错误的印象。

长安的“天街”早已压埋在今天的城市下面。即使听说过它的人，记住的也只是那些惊人的数据——对现代人而言，150—155米是个惊人的数字，相当于50车道！在韩愈、张籍的日常咏和中，浮现了我们最可辨识的城市空间：路。从长安外郭城最南端而入，一条黄尘飞舞的土路把城市一分为二，这条路是如此不同寻常地宽阔——比今天北京的“长安街”还要宽——以至于后世的论者们以为，它未必是一条真正的城市街道，也可能，中古时代为了防御起见，在类似于准军事聚落的里坊之间设了“隔离地带”。访客们，大多从一日之晨开始追逐长安之梦，虽然未必是由城市南边来，大多都要会聚到这条南北向的道路上，因为走完了这条天门大街，就是朝臣们入宫，得见“天颜”的登天捷径了。一年一度的大朝会，也在朱雀大街尽头的承天门进行，门前东西向的大路，今人称之为承天门横街，甚至比朱雀街还要宽阔——这种“路”已经不仅仅是通行的意义，算是一种城市广场，和直达阙前的那条大路，共同构成一个T字形的礼仪空间，具有不可冒犯的神圣性。

路是普通的土路，路况似乎无甚可说，关键是路上不知有什么特殊的，才能激发诗人如此的诗兴。一般的时候，“坏壁无由见旧题”，文化所依存的本体没有了，一切也就灰飞烟灭，但是有的时候，文化比它的本体生存得更久远，只是难免让人“莫名其妙”了。1917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购买了14世纪的古堡，在古堡旁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歌，《拟刻于巴利里塔畔石上的铭文》。他自信满满地宣告：

“……愿一切再毁之后 此诗犹存。”

确实，长安已逝，现在只剩下诗，一共二十八字。诗歌就像一则少了谜面的谜语，谜底已在诗歌里揭晓，消失的谜面对长安人都是常识，当代的我们却感困惑。

眼前这条黄土道并不是一条东西路而是南北路（画面从左至右），可以看到大部分车辙印都是一个方向的，但也有奇怪的“事故”

贰

近代的古城既有谜底又见谜面。如果你见过清末北京城早期的照片，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英法侵略军的随军记者，威尼斯人比托在安定门附近城墙上拍摄的那些，就会发现古都的街道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诗意似乎呼之欲出，但又会让你略感意外。吸引视线的不仅是有特色的建筑物，像雍和宫一类的屋顶，还有现代城市里不大会看到的荒垣萧树，没有任何铺砌的泥路，沿着城墙根，城内的街景横七竖八。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条百年前真实的城市路，我不禁想起了描写九世纪长安生活的《李娃传》，里面有对古代城市的经典描写：

“至安邑东门，循里垣，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……”

对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都会长安，古代文学所剩下的，也就是这么一点儿带细节的空间描写了。到近代，当你难得有巨细无遗的摄影影像，两相对照，你会发现类似的情节事出有因：我们以为古代城市千篇一律的地方，往往人烟辐辏，生机盎然，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它的规划原则刻板的印象。如同《李娃传》中所写，越是接近某种预设戒律（城墙/城门）的地方，越呈现出某种需要寻寻觅觅的偶然性，正是摄影图像才能准确传达的参差的趣味：照片里，街道歪歪扭扭，没有一间房屋的门线与另一间持平——这样，唐传奇式的古代人物才“循里垣，北转第七八”兜兜转转，才能意外发现有扇门正等着他的乐趣。

城墙正是微微弯曲的，墙根下，并没有啥建设的道路也崎岖不平……路上泥泽干涸泛白的部分，看上去像是积雪，露出道道新鲜的车辙——但我们知道，那个季节不至于这么冷，目击了古代城市最后瞬间的这张照片，拍摄的时间，应该是在1860年10月中的某一天。

类似的，回到小雨中的长安天街，又没有摄影机的记录，我们能想象出那一幕画面，并把那一刻聚焦在如此精确的一个时日吗？

如椽巨笔落向不起眼的小草，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该不是穷极无聊。事实上，唐诗中颇有些写草的名句，除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（白居易，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），还有“南山何其悲,鬼雨洒空草”（李贺，《感讽五首·其三》）。但是韩愈的天街草色，是和长安城中的“烟柳”做显然的对比的，它所附着的，一定是具体的天气和情绪：那一年（长庆三年，823年），韩愈是在应付了前往镇州宣慰当地，处理兵变棘手局面的挑战，才回到长安的；就在此前不久，他也不过刚刚摆脱一生中最大的困境，也就是令他发出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的悲鸣的，贬谪潮州的那一场灾祸——要不然，他很可能就像之前的柳宗元，后来的李德裕一样，老死在南荒了。

如果我们能想办法回忆起那些天气和情绪，遥遥“看见”韩愈那一刻脸上的表情，你一定也能以某种不亚于ChatGPT的智能，制作出栩栩如生的唐代气象纪实图画的。

在如此重要的城市里，初春的“天街”为什么会长草呢？土，毕竟还是土，即使是整个帝国最重要的道路，也并没有刻意铺砌过，一切都是接近“原生态”的。砌筑方法，是先去除上层多余之土，然后在夯实的原始路面硬层上，铺设一层小石子瓦砾，最后，再覆上一层加工过的路土，不算太厚，也不太耐久。“天街”虽宽，也没有规划车道，宽度约1.35米至1.40米的车辙印，自动形成了划分大路的沟沟壑壑。

大雁塔是不多的唐代地面建筑物遗存之一

叁

2015年的某一天，我有幸拜访了朱雀大街的考古现场。这里最著名的是小雁塔，有些人也造访过毗邻的西安历史博物院。但是我最大的收获，是看到了剥露出的古代路土表层的车辙印。相对于五公里以上的整体长度，这只是几米的横断面而已，不过清晰可见的印记已含有丰富的信息，足以看到当时交通状况的一般了。

古代中国的造车技术曾经一度领先世界，秦始皇把“车同轨”和“书同文”并列，可见这些车辙印透露信息的重要性，但是延续到封建时期结束，西方工业革命来临之前的“道路革命”并没有发生。不花力气铺筑石头路，负重的车辆就会在路上碾压出很深的车辙，既破坏了路面，又让后面的车辆行进更加困难。路土松软，很难真的“重蹈覆辙”，前一次的车辙往往被后一次碾压、取代，而且，一次次暴雨，会把路面冲泡为泥淖，导致整座城市的政事和日常都陷于停顿。

为了保证十分重要的人物的出行方便，官家只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，在无比宽阔的大道的一部分上面铺上白沙，叫做“沙堤”。哪怕一点点解决问题的措施都为长安人所瞩目。要人行路时，引入了隔绝车马和大路的“沙堤”，可免迎风扬尘，或是雨天泥泞，取决于你有多么重要，“沙堤”可以修到你的宅前。沙子都是从长安附近的河滩上千辛万苦地取来。也正是执掌水道工程舟楫桥梁之政令的张籍，韩愈的好友，在《沙堤行》中写道：“长安大道沙为堤, 早风无尘雨无泥。”也许，天街上意外的春草起到了类似的作用，效果令人惊喜？

朱雀大街现在留下的这一些杂乱的车辙，可能只是偶然。但是它表达的要比一句无来由的唐诗更加实在，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种“具体”了，也是印证谜底的谜面。尤其，我还看到很稀罕的情况：路上竟然不都是同一个方向的车辙印，偶尔有一条彻底偏离了大路的走向，也许就是那个瞬间，“司机”走了神，也许只是纯属意外……无论如何，这地方绝不是未经触动的乡村圩场，但是，它又不是现代人心目中的“马路”；秩序虽然简单粗暴，但是并不妨碍时时都有歪七倒八的例外，天工人事这才搅和在一起，构成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反差：尽管青天般的大道上千车万马，那个历史气候时期，有温暖雨水的长安还是自然唱主角的世界，不问尊卑的野草，在湿润的路土中就会无法无天地生长。

把野草和“烟柳”并举，晚年的韩愈看来是欣赏这种意外的。一旦洪潦纵横，人类就得暂时退缩回自己的领地，令官员们行路难上朝都不得不取消的泥泽，在闲居人看来，不过是又回复了长安原初宁静的风景，星星点点不服管教的绿色，胜过矫揉造作的大路旁的“槐衙”。这可能是诗人歌咏的本意。他身居于城市却又不安于它的秩序，渴望和自然对话，这一点和现代人别无二致，但是后者却要费很大的力气，才能真正领会这种诗意中含蓄表达的东西——一个脚不点地的现代人，要从已趋混沌的都会文明的画面里，努力找出真正的个别和特殊：

城市是围着八百万个

（注：纽约一度的人口数）

小宇宙的中心运转的

在脚下这个静止之地有它

金色的钟表，赖以运转的中心

从忙碌的尘穴中抬下眼吧

你就会看到时间正在星穹下

不停周旋，从而明瞭

你究竟身处何时、何地

柯林斯《纽约大中央火车站》

(Billy Collins《Grand Central》作者译文)

今天，走出小区门外，我们也许能够看到同样的野草，在路缝中，隙地里，至少意识到这不是景观建筑师的杰作，但是，它们会激起你的愿念，“从忙碌的尘穴中抬下眼”吗？你更不会觉得自己是多少万个宇宙中心之一。但是，在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的中古大城市，韩愈所看到的天街上的小草，是城市里倔强的个体生命的一种强烈的暗示，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的期许。

他的马车未必能留下不灭的辙痕，但他的诗句做到了。我们需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，它们就可以互相说明。